安全治理丨刘胜湘：中东安全问题中的域外大国因素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西亚非洲 Author 刘胜湘
从“基地”组织到“伊斯兰国”，从海湾战争到伊拉克战争，再到2023年10月爆发的新一轮巴以冲突，中东安全局势长期处于紧张状态，甚至时有出现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此起彼伏、相互交织和双重恶化的情形，且传统安全形势更加严峻。中东之所以出现这种乱局主要是因为国家主权原则遭到践踏，国际法得不到遵守。域外势力的干预给中东带来不同的影响。美国与英国，法国、德国与俄罗斯，以及中国是影响中东安全局势的几种主要力量，其参与中东安全事务的目的各有不同，影响各异。
美国和英国是影响中东安全局势的主要力量。英国是中东曾经的霸权国，美国是中东现在的霸权国，对中东“分而治之”是英、美的外交手段。两国是巴以问题的始作俑者，是造成中东安全问题的源发国家。
美国是影响中东安全局势最大的域外力量，其干涉中东运用的是“楔子”战略，以及与此相配合的经济制裁、军事打击与威慑以及价值观干涉。具体而言，一是实行“楔子”战略，即美国在中东长期支持以色列，致使中东安全局势始终得不到缓和。在历次中东战争中，美国对以色列提供了大量的援助。在发生新一轮巴以冲突后，美国对以色列给予了全面支持。2024年4月18日，联合国安理会讨论巴勒斯坦提交成为联合国成员国的申请，被美国一票否决。美国表面上支持“两国方案”，实际上反对巴勒斯坦建国，这是导致中东安全长期得不到保障的根本原因。二是采用经济制裁方式。美国在中东制裁的主要对象是伊朗。从1980年与伊朗断交至今，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有增无减：从起初的贸易和金融制裁到全面的经济制裁，从单边经济制裁到多边经济制裁，再到后来的政治制裁和极限施压，制裁逐渐升级。20世纪90年代，美国还专门通过了《伊朗交易监管法》和《伊朗制裁法案》。2024年4月，发生以色列轰炸伊朗驻叙利亚使领馆和伊朗报复打击以色列境内目标的伊以危机，美国却宣布制裁伊朗的新措施。三是实施军事打击与军事威慑。美国的军事基地遍布中东，驻军约4.5万人，分散在科威特、卡塔尔、沙特、阿联酋等10余个国家，形成了巨大的威慑力量。美国利用其驻军在中东随意运用武力轰炸其想要袭击的目标，甚至定点清除苏莱曼尼等伊朗高级军官。四是奉行价值观干涉。价值观干涉是美国中东外交的主要手段之一。冷战结束后，美国在中东推广西式民主。2001年和2003年，美国打着民主和反恐大旗分别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2004年美国出台“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奥巴马时期，美国提出中东民主过渡计划。2021年拜登上台后，将推行价值观外交作为美国中东政策的三大优先任务之一。“阿拉伯剧变”就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中东强行输出民主的结果。
英国是中东具有传统影响的大国，曾长期称霸中东，1956年英、美中东霸权更替后，英国逐渐成为美国的追随者，英、美言行表现出惊人一致，形成英美特殊关系。1990年8月，英国参与了美国领导的海湾战争。2001年10月，英美主导北约发动阿富汗战争。2003年3月，以英、美为主的联合部队对伊拉克采取军事行动。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发生后，英、美两国声援以色列并向以提供军事援助。红海危机发生后，英、美一同向红海派出军舰。2024年4月，伊朗与以色列危机发生后，英国对以色列表示了坚定的支持。4月18日，英国和美国以防止中东局势大幅升级为由对伊朗实施了新一轮制裁。
美、英对中东不仅是干预，更是干涉，它们的行为对“地区安全环境具有破坏性作用”。美、英在中东随意干涉，长期支持以色列和围堵伊朗，违反了联合国宗旨和基本原则。美国孤立巴勒斯坦激发了哈马斯等武装抗争的决心，美、英干涉中东的结果就是使地区安全局势不断恶化。美、英在中东谋求建立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实际上是“基于武力和霸权”的中东秩序。
欧洲国家与美国不同，地缘上的靠近使中东国家难民更容易涌向欧洲；经济上联通使欧洲需要中东丰富的石油资源，中东不稳必然导致油价上涨，对欧洲的经济发展和民生问题会产生巨大影响。2023年10月发生的新一轮巴以冲突已外溢扩散至欧洲，来自中东的难民不断增加使欧洲国家物价大幅上涨，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多次爆发声援加沙的游行示威，呈现出国内局势与巴以冲突共振的情势。因此，总体上欧洲并不希望中东地区陷入冲突。欧洲国家基于自己安全考虑，也需要介入中东事务，这也是法、德等国特别重视中东的主要原因。欧洲国家会尽可能在以色列和中东其他国家之间保持平衡，对中东的干预相对比较温和。2024年1月，美军连续空袭也门胡塞武装，法国和德国没有跟随，尽管它们决定出兵中东防止局势进一步恶化，以维护中东地区的稳定和安全。
法国在中东有传统影响，历史上曾取得对黎巴嫩和叙利亚的委任统治权及对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此外，法国有众多的犹太人和穆斯林人口，占人口总数的6%~8%。他们代表着法国分别支持以色列和阿拉伯的两股力量，法国的中东政策会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2017年5月当选法国总统的马克龙有大国雄心，上台后试图让法国在中东发挥大国作用。当前，法国主要通过政治手段干预中东，为了缓解来自中东难民的压力，曾试图为边缘化的巴以问题提出解决方案。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发生后，马克龙总统访问了中东国家，在以色列强调对该国的全面支持，同时敦促以色列要保护平民。他在会晤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时，批评了以色列对加沙的地面进攻行为。从2023年10月18日到2024年4月18日，在联合国5次讨论巴以问题的决议中，法国没有追随美国，投了赞成票。针对以色列对加沙的无差别空袭，法国不仅进行谴责，而且还对以色列采取了制裁措施。
德国历史上参与中东事务不够深入，扮演的是相对积极的平衡者角色。德国是以色列的盟友，也与巴勒斯坦和伊朗保持稳定关系。正是因为德国与以色列关系紧密，德国在巴以冲突发生后明确表示支持以色列，一个月后朔尔茨又批评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推行的“定居点”政策，并呼吁巴以双方通过“两国方案”解决冲突。红海危机发生后，德国总理朔尔茨谴责伊朗对以色列领土的袭击，后来外长贝尔伯克又同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通电话，双方强调要就中东问题保持对话。这体现了德国在中东问题上的平衡政策。
俄罗斯是中东具有传统影响力的大国。乌克兰危机爆发前，俄罗斯对中东有较大影响力，一直希望中东冲突降级，试图扮演中立调解者角色。乌克兰危机发生后，俄罗斯因“战略透支”已无力对中东发挥更大影响，心有余而力不足。当前，俄罗斯对中东安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该国驻军叙利亚。由于叙利亚局势复杂，其国内有各种不同的武装力量，并受到不同外部势力的支持，叙利亚成为中东各种势力的争斗之地，而俄罗斯是各种势力中对叙利亚影响最大的国家，叙利亚是俄罗斯在中东平衡美国力量的战略支点。
随着中国国力的持续增长，中国在中东的影响日益提升，已经从中东安全事务的一个边缘参与者发展为深度参与中东安全治理的重要角色。中国对中东的影响主要通过以下途径加以实施。
一是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促中东发展。中东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受益方，对该倡议普遍持支持态度。2018年《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合作共建“一带一路”行动宣言》的发布充分说明这一点。“一带一路”倡议已经和沙特、伊朗等很多中东国家在产业发展上实现了对接，2021年3月中国与伊朗签署《中伊25年全面合作协议》，2022年12月中国与沙特签署《关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2030愿景”对接实施方案》，“一带一路”产业链得到进一步完善，“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在中东地区稳步推进。
二是通过协调外交促中东和平与稳定。协调外交是中国在中东大国外交的主要特点之一，中国已成为各方认可的中东安全事务的主要协调者，因为中国在中东不谋私利，不是中东问题的当事方，更不是中东事务的搅局者，而是中东和平稳定的建设者和维护者。长期以来，中国通过特使机制就中东安全问题协调各方立场。2023年巴以新一轮危机发生后，翟隽特使频繁前往中东国家，2023年10月19日至2024年4月28日，先后访问卡塔尔、埃及、沙特、土耳其和黎巴嫩，就当前巴以问题和中东局势交换意见。
三是通过中国方案促中东和解。中国就中东安全与稳定提出过不同的中国方案，如2003年关于中东问题的“四点主张”，2007年关于巴以和谈的“五点主张”，2013年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四点主张”，2021年中东安全稳定的“五点倡议”、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的“四点主张”、落实“两国方案”的“三点思路”，以及2023年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三点主张”等，这些主张的关键是促进冲突方实现政治和解。中国支持巴以和解、伊朗与沙特和解，以及哈马斯与巴勒斯坦和解。2023年3月，中国促成沙特与伊朗跨越恩怨实现“北京和解”，彰显中国为政治解决中东热点问题的独特角色与积极作用。
总体看，错综复杂是中东安全局势的长期性特征，需要域外力量和域内力量协力加以应对。巴以问题、伊以冲突将是未来影响中东安全局势的两条主线，随着新一轮巴以冲突和伊以危机爆发，中东两极的安全结构愈加明显。一方面，美国对中东安全事务的影响力相对下降。2023年10月和2024年4月，美国在联合国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讨论中5次投了否决票，说明美国的被孤立态势。另一方面，中国在中东的影响力进一步上升，主导沙特与伊朗和解以及法塔赫与哈马斯和谈是中国影响力提升的标志。英国总体上会站在美国一边，俄罗斯会和中国保持协调，法国和德国可能选择较为独立自主的策略。中东地区甚至因此出现了化解中东安全困局的两种路径：美国等主导的以军事手段和政治干涉为主的路径；以中国为代表的以经济发展和政治协调为主的路径，这将是中东地缘政治军事与地缘政治经济之间的较量与竞争。
（原文请见《全球安全秩序重塑与中国的中东安全治理》，载《西亚非洲》2024年第4期）